实你我也看得明白，圣人对于管仲的评价就是私德有亏，但却有大功，可是论起来不如周公，不如三代圣王。”
“我今日论此不是来争管子之地位，而是争管仲是否是我儒门先贤。你说私德有亏，不可为圣贤，但子夏曾言，大德不逾闲，小德出入可也。”
“难道一定要归于三代才是儒家圣贤吗？管子之变法也是兼顾厚民与富国强兵。只要是厚民，以苍生为怀，就是达到了一个仁字。至圣先师不就说了管仲如其仁，如其仁。咱们儒门可是以一个仁字贯穿始终的，由此可见管子乃我儒家一派。”
文章写得很浅白，这也是新民报的风格，方从哲常常让经过六年义学学堂毕业的贩夫走卒读新民报上的文章。
这就如同白居易拿诗念给老妪听一般。
其中那句‘仓廪实而知礼节’可谓深得人心，比起士大夫们动则说教，这句话老百姓更能接受。变法的道理讲一万句，都不如比先让老百姓吃饱喝足来得实际。
两名士子还在最后以如此争论收尾。
“厚民爱民与富国强兵相左，一个儒家之说，一个法家之学，又如何能融会贯通呢？”
另一人道：“厚民与富国非一左一右，而是同舟共济。所谓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老百姓不富，朝廷又如何能富，先富百姓，才能富国家。”
新民报刊载的管子学说在百姓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，这一次不仅是读书人，连下层百姓也深受鼓舞。
由下至上，水到渠成之势，也在酝酿之中。
当然不少士大夫们质疑林延潮是否能说到做到，毕竟现在事功学派还未以实事见功。而原先厚民的番薯之策，反被王锡爵送给了他另一门生李三才。李三才也凭此功比原先早了三年出任淮督。
对于事功持有反对意见的大部分还是老儒生，大部分读书人以及举子们都是务实的(不会与自己的功名过不去)。
管子一书在京中大卖，不少读书人们顺应科举风向专研起管仲的经世致用之学来。
这一年大比。
事功学派此时气势如虹，林延潮此刻如日中天，作为他的门生一朝及第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
由此推动之下，管仲辩儒之事，日渐成为人心所向。
林延潮也因科举事，而身负海内之望。不少人认为林延潮会趁势进行变法之事。
万历二十六年二月，文渊阁值房中。
张位因上疏天